慷慨悲歌地　千秋燕赵风

　　慷慨悲歌的燕赵故事、满城汉墓的大汉绝唱、匠心制器的妙手点化，走进河北博物院，那些过往历史中的高光悲壮以及那些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都在这里被一一典藏，以文物的形式串成草蛇灰线，被娓娓道来。

风萧萧兮易水寒——
燕赵几多慷慨悲歌

　　河北，惯称“燕赵大地”，源自昔日历史的璀璨辉煌，由于地处胡汉相交之处，征战频仍，时人勇武任侠，春秋战国时此地尤见风采，“燕南垂，赵北际”，千秋凛然，古今留声。

　　通过借助展厅里那件巨无霸门环——透雕龙凤纹铜铺首，或许我们能叩开那段历史的大门。这件铜铺首通高74厘米、重21.5公斤，造型是一只怪兽口衔圆环，其中兽面被认为是传说中的饕饕形象，饕餮额上站立凤鸟，凤爪踩两蛇身，铺首两侧各有一条曲身向上攀爬的龙，是目前我国所见最大的战国时期铜铺首。据推测，这件古建筑构件原本应用在燕国宫殿的大门上。不难想象，与之相配的宫殿又该是何等的高大宏伟！

　　燕国，一个因分封而建立的诸侯国。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为加强东北边陲统治，封弟弟召公奭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建立燕国。这里地处王朝北疆苦寒之地，强敌环伺，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严酷的生存环境，迫使燕国曾几易都城，直至燕文公迁都燕下都才算安定下来。但距离燕国崛起还要等上一段时间，直至燕昭王出现，才改变了燕国在诸侯争霸赛中默默无闻的状态。

　　燕昭王曾作为质子在邯郸生活，他亲眼目睹了赵武灵王的宏图伟业。回到燕国后，他励精图治、求贤若渴，筑黄金台招揽天下英才。经过28年的韬光养晦，国力大增。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借助五国之兵，合力攻打齐国，连续攻占齐国70余城，天下为之震惊。

　　历史总是充满巧合，就在燕国走向鼎盛的时候，易水那一边的近邻赵国，稍早于这一时期，在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的带领下，变法图强、广开疆域。

　　不同于最初被分封于北疆的燕国，赵国起源于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三家分晋”。赵国始祖造父，为商朝名臣飞廉（蜚廉）次子季胜之后，因征伐徐国有功受封于赵城。周幽王时，投晋为臣，又历经数代，周威烈王时封赵籍为侯，赵国正式立国。

　　在赵国的历史上，邯郸总是形影相伴，自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这里一直是赵国的经济、政治中心，也是战国的文化、学术中心之一。古城邯郸以一己之力贡献出了1584个成语。完璧归赵、负荆请罪、邯郸学步、沙丘宫变、胡服骑射……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皆出自邯郸，而这其中也包含了赵国强盛的意义。

　　胡服骑射描述的就是赵武灵王革新图强的故事，这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赵国的命运。不出数年，赵国开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收率天下以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

　　就在燕赵崛起的前后，夹在他们中间的一个小国——中山国也在悄然崛起。中山国是由白狄族鲜虞部建立的千乘之国，由于史载缺略，2000多年来鲜为人知。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平山县勘探了中山国都灵寿古城，这个神秘古国的面纱才被逐渐揭开。

　　从春秋立国，中山国的命运就起伏不定，其间几次国灭，却又奇迹般的复国。至王厝统治时期，中山国实力达到鼎盛，于公元前323年与韩、赵、魏、燕共同称王，史称“五国相王”。王厝称王后的第九年，中山国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这一成就，被王厝用最美古文字“中山篆”印刻在展厅里“中山三器”之一的铜方壶上。此时的中山国，“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遂有“战国第八雄”之称。

　　只是燕赵大地上的高歌似乎注定了悲壮的结尾。展馆里的历史长廊，不仅铭记了王图霸业高光时刻，也吟诵着慷慨悲歌的苍凉悲壮。

　　当北边的赵国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政策下强大起来时，中山国却在“悲歌慷慨”。少有人知的是，“悲歌慷慨”最初说的既非燕也非赵，而是中山。《史记》记载：“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这是“悲歌慷慨”一词的首次出现，描绘的是中山国人的音乐特色——情绪激昂地放歌，抒发悲壮的胸怀。

　　公元前296年，中山国被赵国所灭，而赵国也在几十年后遭遇长平之战，被秦军坑杀40余万战俘，自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公元前222年，秦灭赵。

　　而滋养着燕下都的易水，需要铭记的似乎更多一些。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公元前227年，一个凄冷肃杀的日子，燕下都武阳城旁的易水河畔，燕太子丹一行人为壮士荆轲送别，高渐离击筑，荆轲和之，他深知此番刺秦再无归期，此行即为永别的绝唱：“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荆轲刺秦功败垂成后，其好友高渐离也辗转踏上了与荆轲同样的道路。壮士死知己，与好友荆轲一样，高渐离完成了从匹夫到义士的生命升华，正所谓“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

　　慷慨，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壮士不得志于心也。但燕赵大地上，高亢的歌声倾诉的似乎从来不是一己之穷的哀愁，悲凉的语调咏唱的永远是生于忧患的刚烈与悲壮。

　　唐一代文宗韩愈执笔对此作了总结：“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在后世的流传中逐渐演化为“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凝练说法。慷慨悲歌，从此与燕赵大地浑然一体，互为表里。

金缕玉衣与长信宫灯——
满城汉墓的大汉绝唱

　　战国中山消失了，但中山这个名称却流传了下来，随着大汉的崛起，再次释放出无限光彩。

　　提起汉中山，大部分人对其兴衰史或许不甚了解，但展厅里的两件代表文物——长信宫灯与金缕玉衣却家喻户晓。

　　1968年5月22日，寂静苍凉的河北满城县陵山，战备施工中偶然发现了两座千年古墓，墓葬规模宏大，未经盗扰，两墓的墓主人被证实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庶兄，也就是三国蜀汉皇帝刘备常提及的先祖。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刘胜被封为西汉中山国第一代王，时年约15岁，都于卢奴（今定州市）。《史记》中关于这位藩王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称其“乐酒好内”，但其实刘胜极擅文赋，有《闻乐对》《文木赋》存世。

　　当文化多元的河北大地，遇上风流倜傥的靖王刘胜，大汉雄风有了更生动的演绎。展厅入口处的“擎灯侍女”便是见证，这盏烛映千年的宫灯人们并不陌生，它就是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的“长信宫灯”，虽然已经过去了2000余载，但依旧金光闪闪。

　　长信宫灯出土于窦绾的墓室中，造型为一名跪地执灯的年轻宫女，人即为灯，灯即为人，整体形态浑然天成。它的得名源于身上的铭文“长信尚浴”，这表明它曾在窦太后长信宫内使用。此外，灯身还有“阳信家”“今内者卧”等铭文，这表明它曾流转过至少三任主人。

　　长信宫灯之所以能够成为镇馆之宝，被誉为“中华第一灯”，这不仅在于其独一无二、稀有珍贵，更在于它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巧妙独特的艺术构思。

　　长信宫灯的灯盘设有手柄，转动时带动遮光片调节光的角度和亮度，点燃后，烟气沿着袖管进入灯体空腔，在内腔流动时遇冷下降，不再四处弥散，而且整灯可轻松拆解为7个部件，便于清理。这不仅是那个时代既实用又时尚的新品，更被后世欣赏借鉴，2022年北京冬奥火种灯灵感亦来源于此。

　　鎏金车具、华丽幄帐、巨大酒器，展厅里的这些文物生动再现了刘胜夫妇生前的奢华生活，而金缕玉衣则表明了他们死后也极尽哀荣。

　　“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是西汉《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帝王下葬的记载，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用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形似甲胄的殓服，名为金缕玉衣。

　　刘胜夫妇墓中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真实反映了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习俗。虽然金缕玉衣没能使他们永生不死，但那超越时代的技艺却惊艳后世。

　　刘胜的金缕玉衣使用了2498片玉片，1.1千克金丝，最小的玉片用在手套上，与指甲盖等大的玉片质地既硬且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的仅有一毫米左右，穿过这种小孔的金丝与头发丝一般粗细，有人测算在当时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花费10年时间才能制作这样一件金缕玉衣。

　　凝视展厅里的这些文物，让人不禁感慨，王侯将相、风云霸业灭在历史长河里，而工匠创造的艺术品却在美与真中得以永恒，永远闪耀着中华文明之光。

曲阳石雕——
惠世天工

　　人来人往中，或许少有人注意到满城汉墓展厅中那几件石俑，它们的五官、衣纹雕刻得都非常简单，但这些看似古拙质朴的石俑却代表了这片土地上另一种享誉世界的工艺——曲阳石雕。

　　或许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它的惠世天工却遍布全国，从河南龙门石窟、山西云冈石窟到故宫、天坛，明清皇家园林，曲阳石雕都不可或缺。

　　曲阳，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有一片钟灵毓秀的山，名叫黄山。据《曲阳县志》载：“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这里盛产的石料洁白晶莹，脂润坚韧，是雕刻用石料中的上乘之选，世间所称汉白玉即源于此，汉武帝赞其为“雕刻之乡”。

　　曲阳石雕始于汉，兴于唐，盛于元，绵延2000余载，而刘胜墓中的石俑便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曲阳石雕。在河北博物院十大常设展陈中，《曲阳石雕》便位列其中之一，一座座雕像，见证了一个辉耀着东方美学的艺术世界。

　　从北魏的“秀骨清相”到东魏的“和蔼可亲”，再到北齐的“肌体丰圆”，眼前的这些佛教造像源自北朝，这一时期佛教兴盛，曲阳石雕的佛教造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成为北方佛教造像中心。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曲阳石雕趋于纯熟自然，隋代造像延续北齐风格，衣纹更趋简化，而唐代造像则一改前朝风格，呈现出丰满健康、高度个性化和写实性的特点。通过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的彩绘散乐图浮雕我们可以管中窥豹，12名演奏者如太阳般丰富明媚，如星空般璀璨闪耀，她们留着盛唐遗韵，带着晚唐遗风，寄托墓主人对逝去美好的追寻。

　　元朝定都北京，为曲阳石雕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雕刻重心由此转向建筑装饰领域，影响深远。当时还涌现出了杨琼、王道、王浩等一批杰出的民间雕刻艺人，今天人们看到的天安门金水桥的蓝本，便是杨琼为元大都建造的周桥。

　　明清时期，曲阳石雕工艺更加精湛，故宫断虹桥、清西陵丹陛石、卢沟桥石栏柱头石狮等，无不显示出曲阳石雕的精湛技艺，几乎达到登峰造极之境，以致“天下咸称曲阳石雕”。

　　新中国成立后，曲阳石雕又接连肩负起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赵州桥重修雕刻等重大国家工程。特别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数十名曲阳石匠以石载史，以技凝魂，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定格在10幅汉白玉浮雕上，“璞赋生命、雕琢精神”也成为曲阳石雕艺人至今口口相传的追求。

　　悠悠过往如一片深邃夜空，但河北先民遗留下来的器物却凝结着历史记忆，让我们得以真正了解大河之北的低吟沉思，这里有燕国、赵国、中山国留下的无数上下求索、有他们慷慨悲歌的历史时刻，有匠心制器的妙手点化，共同构成人们对这片土地自古及今的美好记忆。

摘自　《中国建设报》　2024.11.14　记者　常越